第1394章：伊莎贝尔的大众表（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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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尔，除了座钟，工厂还有没有其他产品，比如便于携带的怀表。”罗兰问。
“这你算是问对了，过来看，这两块怀表就是我们即将推出的新产品。”伊莎贝尔指给罗兰和谢苗·伊万诺维奇看那玻璃托盘。
玻璃托盘铺有红色天鹅绒衬垫，其上摆着两块怀表，一块是普通的款式，另一块则显得更轻盈小巧，镀金镂花的表壳也显得更为精致。
罗兰和谢苗·伊万诺维奇各自拿起一块怀表仔细端详。以外行人的眼光来看，这两块表除了抛弃那些奢侈浮华的珠宝装饰风格，在构造上与市面上流行的手工怀表看不出什么区别。
“伊莎贝尔，怀表也是装配线上生产出来的？”罗兰问。
“不完全是。”厂长女士坦率承认，“游丝摆轮系统还无法实现工业化生产，这是目前制约怀表产能的最大瓶颈，我们正在集中力量攻关这个技术难题，其他的怀表零件基本都实现了工业量产。”
“为什么怀表要分成两种不同的款式，这样就得多开一条生产线，有必要吗？”谢苗·伊万诺维奇拿起那块更为精致小巧的怀表，向伊莎贝尔提出质疑。
“您手中那款怀表是专门为女性顾客设计的，风格与常见的男士怀表差别很大。”
伊莎贝尔的解答并不能让谢苗·伊万诺维奇信服，耸了耸肩，低声嘀咕：“同样的怀表男女都可以用，何必非得专门为女人设计一款表。”
这次不用厂长女士挺身捍卫女同胞的巨大消费潜力，罗兰先开口替她打抱不平。
“伊莎贝尔，这款专为女性订制的手表很漂亮，果然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那么它卖多少钱？”
“以目前的成本来说，男士表售价85金塔勒，女士表大概得卖到90金塔勒才能保本。”伊莎贝尔慎重的回答。
“如果只看定价，当然比市面上的手工怀表便宜很多，但是与座钟的价格对比来看，成本就太高了。”
谢苗·伊万诺维奇的价值观还停留在“大号座钟用料更多、理应比小小的怀表更贵”的层次”，殊不知同类精密机械装置的尺寸越小反而成本越高，其投入的成本并不体现在用料的多少，而是体现在新技术和新材料的研发应用。
但是，伊莎贝尔也得承认谢苗·伊万诺维奇的观念代表了普罗大众的价值观，对那些中产阶级家庭而言，既然小小一块怀表的价格与气派的座钟价格相差无几，为什么不多花点钱买座钟呢？最起码后者还能充当一件奢侈的家具，为主人在访客面前挣得面子。
“怀表工艺还不够完善，成本偏高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请放心，我会争取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最迟年底之前，将怀表的出厂价降低到50金塔勒的水平上！”伊莎贝尔郑重的向罗兰做出承诺，“我要为远东的工薪大众生产出一种他们买得起的怀表！”
罗兰被厂长女士的雄心壮志深深触动，然而感动之余仍然不忘计算一下远东工人阶层的收入水平，以核实她的设想是否具备可行性。
寇拉斯王国统计部门针对国内各阶层的家庭收入水平做出如下划分：年收入低于10金塔勒的为贫困家庭；年收入介于10～100金塔勒的为低收入家庭；年收入介于100～1000金塔勒的为中产家庭；年收入介于1000～10000金塔勒的为富有家庭；年收入超过10000金塔勒的为豪门巨富。
其中贫困家庭的人口总数大约350万，占据全国总人口将近70%，是无可争议的大多数，低收入以及中产家庭人口之和约为100万，占全国总人口20%，富有家庭的人口比例约为5%，总计不超过50万，至于年收入超过10000金塔勒的豪门巨富，在社会上占据的比例不足1%，这区区两三千个豪门家庭就全国统计而言不过是个小小的零头，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却比那350万贫困的乡村农民加起来更大。
罗兰也曾为远东贫富差距悬殊的现实感到忧心，但是查看过历史统计数据，特别是与其它国家的贫富差距情况做过对比之后才松了口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事实上远东与瓦雷斯其它国家相比，贫富差距反而没那么悬殊，更何况在寇拉斯政府的主导下，这种差距还在不断缩小。
远东的贫民主要集中在乡村地区，350万贫困家庭当中农民占了绝大部分，城市贫民则只占一小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罗兰越发坚信自己力主推行的农村和农业改革是缓解城乡贫富差距的一剂良方，只有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公社和集体农场，才有可能使农民家庭获得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保障，争取五年之内使大多农村家庭由“贫困”提升到“低收入家庭”的水平。至于更进一步，使农村家庭普遍提升到“中产水平”就不是短短几年内能够实现的了，这是由农业生产的先天局限性决定的——务农为业可以比较容易的实现温饱，但是想靠种田致富却很难。
事实上除了罗兰和农业大臣约德尔等少数派，寇拉斯政府的多数决策者相比广大农民更注重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低收入家庭、中产家庭和富有家庭——这些家庭要么是产业工人，要么或多或少带有新兴资产阶级色彩。道理显而易见，远东这个新政权就是凭借市民阶层掀起反抗帝国的革命大潮才趁势而起登上历史舞台，执政后当然要大力回馈自己的基本盘。
有了上述认识，罗兰也就不难理解伊莎贝尔口中的“大众”并非指占据国内人口大多数的乡下农民，而是特指城市中的“工薪阶层”，以“中产阶级”为主，同时也包括一部分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富有家庭。
根据国内上半年的税收统计情况，罗兰可以粗略计算出国内各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其中首都寇拉斯堡及其周边城镇圈的市民阶层平均收入位居全国之冠，以卡隆工业区而论，工人平均每天能挣到3个银塔勒。
“伊莎贝尔，除了座钟，工厂还有没有其他产品，比如便于携带的怀表。”罗兰问。
“这你算是问对了，过来看，这两块怀表就是我们即将推出的新产品。”伊莎贝尔指给罗兰和谢苗·伊万诺维奇看那玻璃托盘。
玻璃托盘铺有红色天鹅绒衬垫，其上摆着两块怀表，一块是普通的款式，另一块则显得更轻盈小巧，镀金镂花的表壳也显得更为精致。
罗兰和谢苗·伊万诺维奇各自拿起一块怀表仔细端详。以外行人的眼光来看，这两块表除了抛弃那些奢侈浮华的珠宝装饰风格，在构造上与市面上流行的手工怀表看不出什么区别。
“伊莎贝尔，怀表也是装配线上生产出来的？”罗兰问。
“不完全是。”厂长女士坦率承认，“游丝摆轮系统还无法实现工业化生产，这是目前制约怀表产能的最大瓶颈，我们正在集中力量攻关这个技术难题，其他的怀表零件基本都实现了工业量产。”
“为什么怀表要分成两种不同的款式，这样就得多开一条生产线，有必要吗？”谢苗·伊万诺维奇拿起那块更为精致小巧的怀表，向伊莎贝尔提出质疑。
“您手中那款怀表是专门为女性顾客设计的，风格与常见的男士怀表差别很大。”
伊莎贝尔的解答并不能让谢苗·伊万诺维奇信服，耸了耸肩，低声嘀咕：“同样的怀表男女都可以用，何必非得专门为女人设计一款表。”
这次不用厂长女士挺身捍卫女同胞的巨大消费潜力，罗兰先开口替她打抱不平。
“伊莎贝尔，这款专为女性订制的手表很漂亮，果然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那么它卖多少钱？”
“以目前的成本来说，男士表售价85金塔勒，女士表大概得卖到90金塔勒才能保本。”伊莎贝尔慎重的回答。
“如果只看定价，当然比市面上的手工怀表便宜很多，但是与座钟的价格对比来看，成本就太高了。”
谢苗·伊万诺维奇的价值观还停留在“大号座钟用料更多、理应比小小的怀表更贵”的层次”，殊不知同类精密机械装置的尺寸越小反而成本越高，其投入的成本并不体现在用料的多少，而是体现在新技术和新材料的研发应用。
但是，伊莎贝尔也得承认谢苗·伊万诺维奇的观念代表了普罗大众的价值观，对那些中产阶级家庭而言，既然小小一块怀表的价格与气派的座钟价格相差无几，为什么不多花点钱买座钟呢？最起码后者还能充当一件奢侈的家具，为主人在访客面前挣得面子。
“怀表工艺还不够完善，成本偏高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请放心，我会争取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最迟年底之前，将怀表的出厂价降低到50金塔勒的水平上！”伊莎贝尔郑重的向罗兰做出承诺，“我要为远东的工薪大众生产出一种他们买得起的怀表！”
罗兰被厂长女士的雄心壮志深深触动，然而感动之余仍然不忘计算一下远东工人阶层的收入水平，以核实她的设想是否具备可行性。
寇拉斯王国统计部门针对国内各阶层的家庭收入水平做出如下划分：年收入低于10金塔勒的为贫困家庭；年收入介于10～100金塔勒的为低收入家庭；年收入介于100～1000金塔勒的为中产家庭；年收入介于1000～10000金塔勒的为富有家庭；年收入超过10000金塔勒的为豪门巨富。
其中贫困家庭的人口总数大约350万，占据全国总人口将近70%，是无可争议的大多数，低收入以及中产家庭人口之和约为100万，占全国总人口20%，富有家庭的人口比例约为5%，总计不超过50万，至于年收入超过10000金塔勒的豪门巨富，在社会上占据的比例不足1%，这区区两三千个豪门家庭就全国统计而言不过是个小小的零头，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却比那350万贫困的乡村农民加起来更大。
罗兰也曾为远东贫富差距悬殊的现实感到忧心，但是查看过历史统计数据，特别是与其它国家的贫富差距情况做过对比之后才松了口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事实上远东与瓦雷斯其它国家相比，贫富差距反而没那么悬殊，更何况在寇拉斯政府的主导下，这种差距还在不断缩小。
远东的贫民主要集中在乡村地区，350万贫困家庭当中农民占了绝大部分，城市贫民则只占一小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罗兰越发坚信自己力主推行的农村和农业改革是缓解城乡贫富差距的一剂良方，只有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公社和集体农场，才有可能使农民家庭获得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保障，争取五年之内使大多农村家庭由“贫困”提升到“低收入家庭”的水平。至于更进一步，使农村家庭普遍提升到“中产水平”就不是短短几年内能够实现的了，这是由农业生产的先天局限性决定的——务农为业可以比较容易的实现温饱，但是想靠种田致富却很难。
事实上除了罗兰和农业大臣约德尔等少数派，寇拉斯政府的多数决策者相比广大农民更注重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低收入家庭、中产家庭和富有家庭——这些家庭要么是产业工人，要么或多或少带有新兴资产阶级色彩。道理显而易见，远东这个新政权就是凭借市民阶层掀起反抗帝国的革命大潮才趁势而起登上历史舞台，执政后当然要大力回馈自己的基本盘。
有了上述认识，罗兰也就不难理解伊莎贝尔口中的“大众”并非指占据国内人口大多数的乡下农民，而是特指城市中的“工薪阶层”，以“中产阶级”为主，同时也包括一部分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富有家庭。
根据国内上半年的税收统计情况，罗兰可以粗略计算出国内各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其中首都寇拉斯堡及其周边城镇圈的市民阶层平均收入位居全国之冠，以卡隆工业区而论，工人平均每天能挣到3个银塔勒。